□刘庆斌

　　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所谓“双优”，指的正是这两个“优”，一头是学校自身的办学能力，一头是其对区域的实际贡献。政策的用意很清楚，应用型不是低一等的层次，而是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双优”建设道路上，有个问题始终未被解决——不少应用型高校嘴上说的是应用型，手上做的却是研究型。

　　这并非新近才有的现象。自上世纪末大批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起，办学定位的向上模仿就一直在发生。20多年来，一轮又一轮的转型试点、示范建设推动着这些学校向应用型靠拢，但翻开许多学校的年度总结，摆在最前面的成绩依然是新增了几个硕士点、发表了多少篇高水平论文、有几个学科进入了排名，而校企合作、技术服务、毕业生本地就业这些本该是看家本领的事项，往往排在后面。模仿之所以顽固，恰恰说明它不是一时的糊涂，而是有深层机制在支撑。

　　把责任归咎于办学者定力不足，并不公平。应用型高校追逐研究型指标，根源在于学术话语权和资源分配的现行机制。学位点审批、学科评估、人才计划、科研项目，几乎所有能带来经费、声誉和政策红利的通道，都以论文、纵向课题、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为主要尺度。一所学校若不在这些指标上用力，就意味着在资源竞争中主动出局。应用型高校的身份焦虑，本质上是被边缘化的焦虑。它们并非不想做应用型，而是担心做了应用型之后，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失去发言权和资源份额。这种焦虑越深，模仿越像是唯一安全的选择。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劝应用型高校安于本分，而在于重新回答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应用型高校的学术性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基础研究才是高深学问，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只是对既有知识的运用，属于“二等学问”。这种看法在观念上贬低了应用型高校，也在制度上把它们排在了学术金字塔的底部。事实上，把一项原理转化为可用的工艺，把实验室成果放大到生产线，为一个县域产业集群解决共性技术难题，其中包含的知识创造并不比写一篇理论文章少，只是形态不同、检验标准不同。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之所以能够与综合大学并立而拥有底气，正是因为整个社会承认应用研究是一种独立的知识类型，而不是理论研究的附属品。我国应用型高校要建立学术自信，第一步就是摆脱“二等学问”的自我暗示，理直气壮地把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当作自己的学术主业。

　　观念之外，还需要有支撑这种学术性的实际能力，否则自信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其中，师资队伍建设格外重要。“双师型”不能停留在证书和比例上，真正的双师是既能讲课又能解决企业真问题的人，其标志不是有工程师职称，而是有企业愿意把关键项目交给他。眼下的难处在于，教师做横向课题、跑企业车间，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不比写论文少，换来的却往往是评职称时的吃亏，因为技术开发成果无法折算成核心期刊论文。要扭转这一点，学校需要为技术开发型教师开设独立的评价通道，把专利转化、技术标准、企业解决方案放到与论文平等的位置上，把企业实践经历纳入引进和考核的硬条件；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也应承担更多，以产业教授、技术总监等身份为教师的实践成果提供社会承认。学术尊严不是靠文件给的，而是靠一整套评价与激励机制慢慢“养”出来的。

　　与之相配的，是科研方向的选择。应用型高校不必与研究型高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赛道上正面竞争，而应在解决区域产业实际问题上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浙江块状经济发达，一个县往往就有一条相对完整的特色产业链，从传统的纺织、五金、化纤，到新兴的低空经济、储能、智能装备，处处都是真问题。一所学校若能在三五个本地产业领域做到企业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它，学术地位便无须靠论文数量来证明。产教融合也应由此深化，从签协议、挂牌子走向共命运，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成为学校的科研选题来源，让学校的实验室成为产业的公共技术中心。

　　除高校自身的努力外，学术自主的另一半掌握在制度设计者手中。“双优”建设能否真正立住，取决于这两个“优”由谁来定义、用什么尺子来量。如果遴选仍主要看纵向课题、高被引论文、博士学位教师比例，那么它释放的信号就是应用型不过是研究型的初级阶段，模仿只会被再一次强化；反之，若评价真正转向毕业生本地就业质量、专业与主导产业的匹配度、横向技术服务的实际成效，办学者的注意力才会被引向应当去的地方。尺度一变，模仿的底层逻辑才会随之松动。

　　应用型高校的身份重构，归根到底是一个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过程。当它们不再用研究型高校的标准衡量自己，而是以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赢得社会承认，办学尊严自然随之而来。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