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生  马陆亭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大”到“强”的关键转型时期，尤其需要以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走出一条符合教育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之路。

　　长期主义，是一种超越短期功利的时间观。对于高等教育而言，长期主义不仅是策略选择，更是由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核心属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本体性规定。长期主义对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长期主义能为原始创新提供时间土壤。基础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成果显现滞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曾强调，科学传统的建立非一日之功，需要漫长的积累，中国在前沿基础研究领域仍需时间培育这种“空气”。长期主义要求拉长评价周期、建立容错机制，为研究者提供“十年磨一剑”的制度保障，使敢于挑战科学无人区的学者没有后顾之忧。这正是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突破的必要条件。

　　其二，长期主义能为人才培养孕育从容生态。人的成长不是流水线，思想的成熟不可被催熟。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急功近利的教育评价只会助长应试导向和绩点至上，而无法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栋梁之材。长期主义尊重每个学生的成长节奏，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留出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只有在从容不迫的育人氛围中，学生才能摆脱功利的束缚，自由地探索知识、发展个性、塑造人格，才能真正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其三，长期主义能为大学治理确立价值坐标。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探求真理、传承文化、服务社会，这些都需要长周期的积淀。长期主义引导大学领导者超越短期政绩考量，自觉做“学术麦田的守望者”。要认识到，许多对大学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工作，如学术生态的营造、大学文化的积淀、基础研究平台的构建，其成效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显现，绝非一位校长任期所能覆盖。只有甘于为后人栽树，不计较“在自己任期内摘果”，才能真正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将长期主义从理念转化为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力量，需要在制度层面系统设计、协同推进：

　　第一，完善分类分层的长周期评价体系。评价是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导向。基础研究人才的评价周期应根据学科特点延长至5~10年，让研究者不必为短期考核而仓促发表论文、碎片化产出。分类评价是关键：对探索型人才，重点评价原创性贡献和学术影响力；对应用型人才，看重成果转化实效；对战略急需型人才，突出任务完成质量。评价周期应与研究规律相匹配，避免一刀切。

　　第二，建立科研容错与稳定支持机制。高风险探索必然伴随高失败率。应当设立专项基金，对研究方案严谨、过程规范但未达预期的基础研究项目给予尽职免责认定，并将探索过程中的“负结果”纳入学术贡献认定。同时，加大对基础学科和长周期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扭转追求投入产出即时回报的功利逻辑。

　　第三，推进与长期主义相适应的人事制度改革。要改革非升即走制度，建立更加多元、包容的教师职业发展通道，为教师纾解“倒计时”压力，使他们获得制度性的职业安全感。要完善大学绩效制度，避免将教师的收入与论文数量、项目经费简单挂钩。此外，应完善大学领导者的选拔任用制度。根据软科2022年的调查，我国“双一流”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约为3.5年。这一时长明显短于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不利于长期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第四，涵养“慢学术”的文化生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韧性、耐心视为美德，如“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应当被挖掘转化，融入大学文化建设。同时，要积极倡导“慢学术”理念，大力宣传那些甘于寂寞、潜心研究的优秀学者事迹，让“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术定力得到尊重和褒扬。只有营造出一种从容不迫、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基础研究的原创性突破才有可能生根发芽。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以长期主义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不是要否定短期绩效评价的合理成分，更不是为懈怠者提供“躺平”的借口。我们倡导的长期主义，是一种适度的、平衡的战略导向。在大学宏观战略层面应更多体现长期规划，以10年、20年为周期；在教师个体层面可保留适当的短期考核，但应拉长周期、简化指标。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必须保持开放性与可修正性，避免被锁死在僵化的评价体系中，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作者分别系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