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平

　　近年来，防校园欺凌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许多学校设立法治副校长一职，由公检法等部门的同志兼任，增强了法治教育的权威性与震慑力，理论上应当成为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的有效手段。

　　然而，法治副校长虽然熟悉法律条文，但对青少年心理特点和教育规律缺乏深入了解。在开展反欺凌教育时，他们往往只是告诉学生“如果被欺负了该怎么办”，提出保留证据、及时向教师或家长报告、避免单独行动等建议。这些虽然非常有必要，但教育几乎全部指向被欺凌者，而极少涉及另一个更为关键的群体——施暴者，容易本能地倾向于“保护弱者”的惯性思维，而忽视“震慑施暴者”才是治本之策。他们很少告诉学生，欺凌他人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这种单向度的教育，实际上把问题的解决全部寄希望于受害者学会自我保护。

　　教育实践之所以出现对象错位，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学校安排这类教育活动大多是为了满足家长的诉求，毕竟多数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希望法治副校长多讲一些“实用”的自我保护知识。

　　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社会对校园欺凌的讨论，也更多聚焦于受害者的创伤和如何帮助他们。

　　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欺凌行为的发生，根源在于施暴者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没有施暴者，就没有欺凌。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的行为边界意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行为后果的清晰认知。如果施暴者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属于违法甚至犯罪，那么无论受害者如何“自我保护”，都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欺凌。

　　例如，某校学生之间因抢夺篮球场地差点发生严重的欺凌事件，同时引来大批学生围观，幸亏教师及时制止才避免悲剧。

　　假设事后法治副校长是以传统的方式说教，改变是微乎其微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是，找到其中几个有暴力倾向的学生，不是一脸严肃地质问他们，而是主动和他们切磋投篮技术，并关切地询问：有没有人欺凌你们？如果有，及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这些学生大概率会回答：“没有。”

　　此时，公检法的同志可以“赞赏”这些学生：“看你们几个身体素质不错，将来有兴趣报考警校吗？来，做几个俯卧撑试试。”

　　这种看似不经意的介入，实际上是巧妙地运用了公检法的身份，通过执法力量的到场和展示，以及运用带有暗示性的询问，让那些潜在的施暴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被关注，公权力随时可能介入。

　　只有当一个人清楚地知道“欺负别人要付出代价”时，才有可能在行动前产生犹豫和克制。这种情境化的“软震慑”，精准锁定了问题的制造者，比在大会上泛泛而谈“不要欺负同学”要有效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当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对象的错位不仅影响教育效果，还可能带来负面后果。施暴者实际上接收到的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我的行为没有那么严重，没有人能拿我怎么样。

　　这种信号的传递，反而可能助长欺凌行为的持续甚至升级。与此同时，受害者可能正经受二次伤害——明明是别人犯错，为什么反复强调我要“小心”、要“避免”？这种隐含的“受害者有罪”倾向，对受害者的心理康复极为不利。

　　以篮球场事件中暴力倾向最严重的小A为例，如果直接批评或警告小A，他会本能地产生抵赖和抵触心理。但让他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亲耳听到法治副校长讲述的法律后果，他的心理防线自然会降低，从而激活共情与自省，为他的行为转变保留心理空间。

　　这次训诫一旦传播，就是面向全校所有师生的一次法治承诺。

　　在宣讲过程中，法治副校长应该给师生多讲一些与校园欺凌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殴打他人、侮辱威胁、故意伤害等行为的处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关于严重不良行为的干预和矫治措施，以及达到一定程度的欺凌行为可能涉及的刑事责任。

　　这些内容不应只停留在抽象的法条宣读，而要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此外，还可尝试组织模拟法庭，让学生体验不同角色在欺凌事件中的处境和后果，特别是对施暴者的法律追责，让学生明白年龄不是“护身符”，法律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同样有明确、具体的惩戒措施。

　　除了反欺凌教育必须覆盖的施暴者和被欺凌者群体之外，旁观者的教育同样不容忽视。

　　因为在大量的校园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沉默或不作为，在客观上助长了施暴者的行为。法治副校长应当明确告诉所有学生：看到欺凌行为而不报告，本身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整个校园形成“欺凌是可耻的、举报是勇敢的”的集体氛围时，欺凌行为才会真正失去生存的土壤。

　　最后我要说的是，法治副校长的教育不应是一次性的报告，而应当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对具体欺凌事件的处理相结合。对于已经发生的欺凌行为，法治副校长应当参与处理过程，并将处理结果作为教育案例，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前提下，以适当方式及时向全校通报。

　　综上所述，法治副校长制度的设立是好事。好事要办好，就必须回归常识：谁制造问题，谁就应该是被教育和惩戒的重点对象。只有当每一个学生都清楚地知道欺凌他人不是“闹着玩的”，只有当欺凌行为发生后，采取“发生一起、处理一起、教育一片”，校园欺凌才有可能真正被遏制。否则，再多的报告、再频繁的提醒，也不过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